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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共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访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

  新华社澳门1月19日电 题:奋力共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访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

  新华社记者李寒芳、刘刚、王爱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阐述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澳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全面落实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就如何推动澳门各界齐心协力向前行,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奋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近期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贺一诚表示,二十大报告对港澳工作进行了专门论述,为做好澳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澳门回归祖国23年来,施政始终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2022年12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宣讲团走进澳门。在宣讲团的指导下,澳门特区政府官员、基层社团和教育青年团体代表等各界人士对二十大报告和有关精神进行了全面深入学习。

  二十大报告指出,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贺一诚说,中央给了很好的条件,澳门特区政府将更好地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落实“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设发展定位,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实现新发展、开创新局面。

  2021年9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正式揭牌。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磨合,深合区迈入加快发展阶段,为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丰富“一国两制”实践注入新动能。

  “深合区不是普通的开发区,它是一个首创,澳门和内地共同去管理一片106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先例可循。”贺一诚说,这是一篇大文章。

  在2022、2023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中,有关深合区的发展两度被列为特区政府施政重点,专章阐述。

  贺一诚说,深合区为澳门提供了土地和就业的支撑,为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拓展更广阔的空间。我们要落实好中央给予的政策和措施,争取澳门社会的支持,全力推动深合区实现更好的发展。

  “双15%”税收优惠政策及澳门居民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地实施;建立“一地两注、跨境通办”机制,实现内地和澳门投资者足不出境完成商事(业)登记;“粤澳社保一窗通”投入营运;取消横琴单牌车配额总量限制……2022年,围绕“一条主线”和产业发展、民生融合、规则衔接等重点工作,澳琴一体化发展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

  贺一诚表示,粤澳双方不仅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而且筑牢了深合区长远发展的基石,一线二线封关条件已基本具备,工作卓有成效。深合区的发展未来要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及民生配套方面精准发力、寻求共识、先行先试,一步一个脚印将政策落实到位。

  2023年是深化深合区建设、实现第一阶段目标的关键之年。贺一诚说,深合区是一个崭新的概念,要用大胆创新的思维去考虑、谋划,突破现有的瓶颈。

  坚持不懈推进经济适度多元

  贺一诚说,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致力构建适度多元的产业结构,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面对的首要任务。

  “澳门没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占比很低,主要依靠第三产业发展,疫情的冲击更凸显了产业结构失衡加剧经济困难的问题。”贺一诚说,痛定思痛,一定要实现产业多元发展的目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澳门今后的主要方向。

  2023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提出“1+4”适度多元发展策略。“1”就是按照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目标要求,促进旅游休闲多元发展,做优做精做强综合旅游休闲业;“4”就是持续推动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和文化体育等四大重点产业发展,逐步提升四大产业的比重。

  2022年6月,澳门博彩法修订通过并生效;当年年底,新一轮博彩经营权竞投顺利完成。关于稳妥处理有关博彩业工作,贺一诚表示,未来将以博彩经营权公开竞投为契机,借助博企的专业技术、资源和经验,为“一基地”建设注入新动能。另一方面,围绕四大产业的发展需要,加快完善产业发展的配套制度,争取未来非博彩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约六成,着力构建符合澳门实际且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

  “澳门未来的整体产业方向,要一步一步扎实走。”贺一诚表示,产业多元有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但如果这个坎过不了,以后还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坚定不移维护国家安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在2023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中,贺一诚将“坚定不移维护国安,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列为施政重点之一。他在专访中表示,澳门特区将始终确保政权、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推动爱国爱澳力量发展壮大,筑牢“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社会政治基础。

  自2009年以来,澳门特别行政区顺利完成澳门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设立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修订完善相关配套法律,加强执法力量建设,积极推进国家安全教育,不断完善澳门立法会选举制度,澳门维护国家安全形势总体良好。2022年,特区政府稳步推进了澳门国家安全法修改。

  贺一诚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宪制责任。与时俱进启动修改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工作,就是进一步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严格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不断加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建设。

  澳门特区政府第二个五年规划提出,特区政府坚定维护中央对澳门特区包括选举制度在内的政治制度的决定权,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根本原则。将通过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确保澳门特区的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

  加快复苏踏上新征程

  2022年是澳门深受考验的一年。受疫情严重冲击,本地主要工商业活动一度暂停,宏观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下行压力。

  “现在阴霾正在散去,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将逐步恢复向好。”贺一诚说。

  回望过去,贺一诚说,特区在过去三年严格根据中央疫情防控的方针制定措施,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社会各界齐心协力,维护民生需求、确保社会稳定,始终与内地保持着人员、经贸往来。

  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后,澳门因时因势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2023年1月8日是澳门与内地互免核酸证明进出境首日,当日共有39606人次入境旅客,较2022年日均旅客量上升153.5%。

  “现在出门,应该感觉到街面上人多了,澳门的经济重现活力。”贺一诚说,今年,澳门特区在做好疫情防控、确保疫情风险可控前提下,要做好各项迎客安排,有效落实内地居民来澳恢复电子签注及赴澳旅行团等政策措施,逐步恢复旅游业和经济的活力。

  2023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指出,目前特区经济领域两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加快经济复苏和推动适度多元发展。谈及这两项任务,贺一诚表示:“复苏肯定是一个短期的目标,长期而言必须推动适度多元发展,这是破解澳门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由之路。”

  2023年是澳门基本法颁布30周年,也是本届特区政府施政第四年。展望新的一年,贺一诚说,2023年开局良好,在游客人数、经济复苏、居民就业率等方面有好的发展趋向。

  贺一诚表示,下一步澳门特区政府当务之急是做好经济工作,积极改善民生,继续按照“提振经济,促进多元,纾解民困,防控疫情,稳健发展”的施政总体方向,用好中央支持澳门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澳门经济可望通过积极融入国家经济大循环,实现自身经济的适度多元发展,加快复苏,重新启航。

  2022年12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来京述职的贺一诚时强调,中央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力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点,奋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澳门发展的多重利好因素正在显现,面临着大好发展机遇。”贺一诚表示,有信心带领特区政府团队,坚持施政为民,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与澳门市民共同抓住机遇,让居民生活得越来越好,让特区的明天更加美好,携手共创澳门“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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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王素:汉字能从“汉字文化圈”迈向“地球村”吗?******

  中新社北京12月13日电 题:汉字能从“汉字文化圈”迈向“地球村”吗?

  ——专访中国著名历史学者、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王素

  中新社记者 李京泽 高凯

  每逢年终岁尾,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人们会精心选择年度汉字来反映一年来的世态百相。年度汉字评选活动成为惯例,汉字的魅力一次次显现,其蕴藏的文明密码越来越吸引世界的目光。

  人们为何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作为几大古老文字中唯一从未间断、一直沿用至今的文字,汉字的魅力从何而来?未来汉字能从“汉字文化圈”迈向“地球村”吗?中国著名历史学者、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王素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指出,每一个汉字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看到汉字,就看到了文化,汉字早已从中国到了“汉字文化圈”,再从“汉字文化圈”大步迈向“地球村”,应该为期不远。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每年进入12月份,年度汉字开始在亚太多个国家和地区被陆续选出,评选活动受到普遍关注和欢迎。人们为何不约而同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

  王素:首先因为这些地方都属于“汉字文化圈”。二战后,日本东京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西嶋定生提出著名的“东亚世界论”,认为“东亚世界”是以中华文明的发生及发展为基轴形成的世界。该世界的构成含有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佛教四要素。除中国外,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国,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都曾长期以汉字为交流工具,属于“汉字文化圈”。直至今日,这些国家仍是中华文化外延很重要的一部分。

  不少国家和地区选择汉字进行年度总结,除了“汉字文化圈”因素外,还与当地生活着不少华人,或有大量华裔存在一定关系。汉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根脉,也是华人、华裔与中华故土联系的重要纽带。

“香港年度汉字评选2022”记者会,公布10个候选年度汉字。陈永诺 摄

  中新社记者:汉字的起源与发展,本身就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您认为汉字有怎样的特殊性?作为文化和文明载体,汉字有何重要的社会作用?

  王素: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同,俗称表意性方块字,确实有着从未间断的悠久历史。汉字的起源,一般认为来自原始的图画。每个汉字都有形、音、义三要素,字形排第一。所谓象形字,就是图画。

  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在《悉昙:中国和日本梵语研究史》书中指出:中印文化传统不同,中国重文字,印度重声音。他认为中国文字重字形。

  汉字的特殊性在于象形性和表意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记“六书”排序: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前四书属于造字法,后二书属于用字法。造字法的重点都在象形和表意。

“字由人──汉字创意集”展览在香港举办。陈永诺 摄 

  汉字的特殊性还在于字、词不分,只字可作单词,合成词可分单个字,一字多义,一词多义,作为文化和文明的载体,对于文化的憧憬和文明的升华,都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

  譬如,杜甫在《春日忆李白》诗中写道:“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庾信的诗,到底是清美新颖,还是清奇新艳?鲍照的诗,究竟是英俊飘逸,还是轻俊闲逸?什么诗算得上清新,什么诗算得上俊逸?实际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这种语境,对于人际沟通和群体交往都可承载一种可意会的社会作用。中华文化在这种语境中充满憧憬,中华文明在这种语境中获得升华。

由江西省博物馆与中国文字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汉字——中国文字起源与发展》展览。刘占昆 摄

  中新社记者:汉字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应如何理解汉字作为文明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助推器作用?

  王素:汉字在“汉字文化圈”所属国家和地区,读音或有不同,象形性和表意性没有变化。只要粗知汉字的造字原理,看图识字,因形辨义,就能进行交流。

  从古至今,中国的对外交流一直存在“笔谈”的传统,在“汉字文化圈”所属的国家和地区,也有大量汉字“笔谈”文献。据研究,不仅有中日、中朝、中越、中琉的汉字“笔谈”文献,还有日本、朝鲜、越南、琉球之间的汉字“笔谈”文献,甚至还有朝鲜、琉球、越南三方的汉字“笔谈”文献。

  晚清著名诗人、外交家、政治家黄遵宪,曾在与日本汉学家宫岛诚一郎“笔谈”后赋诗云:“舌难传语笔能通,笔舌澜翻意未穷。不作佉卢蟹行字,一堂酬唱喜同风。”这是“汉字文化圈”特有的人文交流景观。汉字对于文明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助推器作用可以想见。

  汉字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丰富的文化内涵。譬如“信”字,从人从言。《说文解字》说:“直言曰言。”又说:“信,诚也。”人言必须讲诚信,内心必须信守承诺。《论语·颜渊》记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对于“信”字的内涵,“汉字文化圈”是有共识的。

  其实每一个汉字,都有这样丰富的文化内涵。看到汉字,就看到了文化;只要文化不绝,汉字就会永远向世界展现顽强的生命力。

古文“信”字。

  中新社记者:随着中国和世界的深度对话沟通,汉字也伴随着中华文化走向更为宽广的世界舞台。您如何看待汉字与其他语言文字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王素:汉字的发展史,也是其逐步走向周边乃至世界的过程。历史上,“汉字文化圈”的形成主要在汉唐时期,前后经历了八百年。当时作为东亚最为先进的国家,中国有着开放包容的胸襟,周边邻国乐于学习汉字文化和儒家思想。

  汉字要想走向更为宽广的世界舞台,首先必须规范汉字,使之能与世界接轨。此前中国进行过两次汉字简化改革。应该如何简化才能保留汉字的象形性和表意性、保护汉字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讨的重要课题。

中国文字博物馆外景。中国文字博物馆 供图

  中国学术巨匠饶宗颐晚年写了一部书,名为《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很值得一读。他认为:汉字与拼音文字实际都源自陶文符号,后来分道扬镳,拼音文字向语言化发展,汉字向文字化发展。这带来“语、文分离”:语言化导致楔形文字死亡,拉丁文被架空亦死亡;文字化终使汉字发展壮大,成为一棵大树,枝叶葰茂,风华独绝。

  汉字与拼音文字原本同源异流,在相互交流中相互影响,是文字发展不可抗拒的大趋势。日本是使用外来语最多的国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使用外来语汇也越来越多。地球是全人类共同的家园。中国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繁荣文化,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进中外互鉴,汉字早已从中国到了“汉字文化圈”,再从“汉字文化圈”大步迈向“地球村”,应该为期不远了。(完)

  受访者简介:

  王素,中国著名历史学者、汉语言文字研究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家委员会”委员、“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修纂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和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参加或主持的出土文献整理图书有《吐鲁番出土文书》《新中国出土墓志》《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等。个人出版专著18部,发表论文、书评、杂撰等4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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